2016年，我国原油产量为1.98亿吨左右，首次主动调减到2亿吨以下，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年产量超过千万吨的最大降幅。国内原油产量较大幅度调减，引发了业内对石油安全的关注。
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原油产量为1.98亿吨左右，首次主动调减到2亿吨以下，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年产量超过千万吨的最大降幅。
这次调减发生在世界石油供需宽松、国际油价持续低迷的大背景下。国内持续推进油气储量高峰增长，实现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高平台增长期。同时，石油上游生产以效益为导向，随行就市，打破长期以来的产量“硬稳定”“硬增长”，是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次生动实践。
低油价给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带来了冲击，也为转型升级提供了机遇。油气生产企业加速从偏重保供转向市场思维，充分发挥经济评价在生产运行中的作用，突出效益勘探和经济产量，调结构、控投资、降成本，全面转变了重规模轻效益的增产模式。2016年，各油企纷纷实现了操作成本、桶油完全成本等多个“硬下降”，中石油操作成本下降幅度超过7%。
产量调减背后，专家呼吁3个趋势值得关注。要看到产量大幅降低，既有主动调减的因素，也有一些油田石油产量下滑的惯性。既要对市场保持高度敏感，又不能反应过度。既要看到石油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商品，又要看到石油工业生产是一个高度计划性的产业。在技术没有重大突破的前提下，给石油产量过度“施压”或者过度“泄压”，都是一种潜在伤害。
如何理性看待产量变化，如何乘势转化变化背后有利因素，如何把握今后发展主动权，对未来我国油气生产极为重要。我们期待以此次产量调整为契机，探索一条更加可持续的石油工业发展路径。
2亿吨是我国石油工业的“产能红线”吗？
国内原油产量较大幅度调减，引发了业内对石油安全的关注。近几年，在我国原油产量增势收窄、世界石油市场宽松、国际油价低迷的态势下，多进口还是保自产？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走，还是要保证国内产量的“底线”？业内有过激烈争论。
这样的观点碰撞并不难理解。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正因为石油、粮食、货币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话语权的问题，三者的安全问题也上升为国家经济、社会、政治的范畴。2006年，我国提出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时，同样在业界及国内外引发很大反响。
我们看到，“18亿亩耕地红线”的提出，是在全国耕地净减少量不断大幅降低的背景下，旨在确保粮食供应，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而此次关于国内原油产量底线的讨论，也折射出当下人们对石油供应安全的重要关注。
近6年来，国内原油生产与消费缺口从2.5亿吨增加到3.58亿吨，原油增产压力不断加大，对外依存度从55.2%上升到65.5%。尤其在地缘政治更趋复杂的当下，如何立足国内，实现合理范围内的原油自给，事关我国石油安全。
当前，业内出现两种声音。一种观点认为，低油价下，“买油经济”更划算，进口多多益善，自产不设底板。以2015年为例，我国进口原油比上年增长8.9%，但进口金额比上年减少41%，减少938亿美元。另一种观点认为，“一买了之”危险且短视，应立足长远，看到未来可能的市场形势反转、地缘政治风险，设置2亿吨国内年产量底线，掌握石油安全的主动权。
两种观点，孰是孰非？如何取舍？前提应厘清三个认识。怎么看此次产量变化？怎么看市场变化？怎么看上游油气今后如何发展？
一是关于产量。既要看到去年石油产量是进口石油和自产石油的一个平衡点，是国内各大油公司应对低油价效益限产的结果，也要看到调产背后有新增储量品质差、稳产难度大等客观因素。
二是关于市场。既要看到新能源发展快、全球石油供需宽松，也要看到以油气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继续巩固，油气市场供需正迈向新平衡。石油生产既要对市场保持高度敏感，又不能反应过度。
三是关于上游油气未来发展。既要看到石油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商品，又要看到油气生产是一个高度计划性的产业，内在惯性大。顾乐民认为，给石油生产过度“施压”或者过度“泄压”，都是一种潜在伤害。
正是基于这三点，过度强调“自产经济”和“买油经济”都有失偏颇，存在局限性。
业内专家认为，坚持设立国内产量底线，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保供思路，是不计成本和代价的硬稳定。作为石油企业，只有坚持效益发展，才能不断提升竞争力、立足市场。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油气开发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潘志坚指出，在当前低油价下，我国已存在一定规模的不经济产量，若硬守住2亿吨产量，或将加大不良资产投入，企业背负包袱就越大，迟早要被压趴下。
而对于“买油经济”而言，当前可行，但是未来不一定可行，现在买油量足价廉，不代表未来可以足量低价买到。
能源结构预测，随着上游投资减少，富余产能不断被消化，石油供需将在2020年趋于紧张，亚太地区是主要矛盾点。2016年世界全年过剩60万桶/天。如果我国减产到1.8亿吨，将额外带来60万桶/天的需求增量(降到1.5亿吨，则是120万桶/天)，这部分增量加上原有的消费增量，我国或将面临无油可买，或区域高油价的风险，造成石油“量”和“价”两个不安全。
两者博弈的背后，是保供思维和市场观念的一次交锋。理性的石油安全观既不盲目强调不计一切代价自产，也不完全依赖国际市场。综合各方观点，我们认为，中国应坚持“立足国内”的油气发展方针，且新时期亟须创新发展路线，树立兼顾安全和效益的石油安全观，变产量目标为原油自给能力目标，守住2亿吨原油自给能力底线，加强战略保障。
具体而言就是“1条底线、2种情境、3个平衡点”。
1条底线，即至少要有2亿吨原油自给能力，具体产量增减视外部环境和成本效益等因素在合理边界内变化。这条底线也是石油安全的红线，需配套相应的资源基础、技术储备和管理能力。
2种情境，即在整体环境宽松的情境下，打破“唯产量论”，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调整产量、组织生产；在特殊时期的情境下，以产量最大化为目标，最大限度将既有产能在较短时间内转化为2亿吨(以上)产量，确保国防和国民经济安全。
3个平衡点，即把握保安全和求效益的平衡点。2亿吨能力建设，否定不计代价的产量硬稳定、硬增长，是兼顾两者的一种弹性调节机制。需要政府顶层设计，既用好低油价红利，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的文章，也要着眼长远做好“加”的谋划。把握产能和产量的动态平衡。这要求企业掌握生产主动权，灵活经营，确定最合理的生产方案，实现当前和长远利益的统一。把握自产和进口石油的动态平衡。根据不同时期，内外部的有利和不利条件，充分利用金融、经济等各种手段，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石油成本的最小化。
占有世界1.1%资源，撬动4.9%产量的背后是什么？
世界石油工业领域，中国创造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5年，中国探明石油储量占世界1.1%，贡献了占世界4.9%的石油产量。这是所有产油国中最大的杠杆系数。
从储量看，卡塔尔和中国的探明石油储量最为接近，2015年产量是中国的36%。从产量看，加拿大、伊拉克和中国最为接近，对应的探明储量分别是中国的10倍和8倍。
虽然这只是一个静态数据，但石油生产的长周期和巨大惯性决定，这个结果却来源于长时间的积累。这样一个系数，依然不失为观察我国石油工业发展所面临的独有的压力、速度、规模和问题的一个角度。
它折射出的是我国石油工业的“四高”现象：我国经济增长对石油持续的高需求，中国石油勘探开发始终保持高强度，中国石油工业建设始终维持高速度，中国下一步勘探开发将面临高难度。
石油是经济的血液。改革开放以来，让世界瞩目的“中国速度”“中国震撼”背后，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洪荒之力”。“十五”以来，我国能源消费速度加快，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平均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和平均能源消费弹性分别达到10%和1.05，其中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里，石油产量平均年增2.4%，创造了能源供给和消费领域的又一个“中国速度”。
储量是石油上游业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根基所在。为此，我国石油勘探开发始终保持高强度，在贫油少气的地质条件下，连续十多年推动储量高峰增长实属不易。
尤其是历经几十年发展，各油气田勘探程度越来越高，资源品质劣质化趋势愈发明显，寻找规模优质储量的难度持续升级。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油气勘探整体进入以岩性油气藏为主的阶段。“十二五”期间，我国已探明石油储量中，低渗、超低渗储量占70%，低丰度储量占90%以上，整体进入低品位资源勘探阶段。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5年全国石油新增探明地质储量11.18亿吨，连续9年超过10亿吨。全国天然气连续13年超过5000亿立方米。
中国石油从2006年开始推动储量持续高峰增长，实现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储量增长时期。2016年，中国石油新区新领域勘探取得12项重要发现，石油勘探形成6个亿吨级整装规模储量区，天然气勘探形成5个千亿立方米整装规模储量区，为油气业务稳健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有媒体披露，2015年年底，我国石油剩余技术可开采储量34.96亿吨，人均占有量10吨。对于人口大国来说，这个数字可谓壮观。
贡献世界4.9%石油产量的背后，开发的高强度同样可见一斑。我国石油产量在1978年“一亿吨包干”后，跃上1亿吨，产量30多年来保持持续稳增长态势。2010年，产量跃上2亿吨以后，保持稳定发展，但增幅收窄，“十二五”平均增长率仅为1.11%。多年高强度开发后，石油产量增速乏力的态势已经显现。
正是在勘探开发“火车头”的强劲带动下，我国锻造出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磨砺出老油田稳产技术、低渗透开发技术等一系列世界级领先技术，建立覆盖上中下游完整的现代石油工业体系。当前，我国位列世界第六大产油国，炼能超过7亿吨，仅次于美国。
65年来，我国石油工业不但为共和国贡献了巨大物质财富，更创造了以“苦干实干”“三老四严”为核心的“石油精神”，成为石油行业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当然，不可否认，石油工业体系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发展理念的问题、油气田开发速度合理性的问题，企业生产经营还有计划烙印。一些人认为，持续的高强度发展，有可能提前透支我国的资源潜力。当然，业内也有声音认为，我国依然有很大潜力，若技术突破，产量可上2.5亿吨。
无论哪种观点，都不能否认，在持续几十年的高强度勘探开发后，我国下一步勘探开发的难度前所未有，石油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艰巨。去年原油首次大幅调产只是一个缩影。下一步发展既需要洪荒之力，更需要绵绵用力。
但我们也看到，石油工业几十年的扎实积累，让改革拥有了一个更高的起点。低油价下，发展理念加快转变，我国石油工业的探索空间正在悄然变大，无数可能性开始显现。我们相信，在效益、成本、产量、资源、技术、环保等相互作用下，更趋理性的石油工业发展路径正在逐渐显现。
如何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机遇？
当前，油价中低位徘徊、资源劣质化加剧、油企负重前行，上游油气生产未来动向备受关注。一方面，效益向下，要确保投资收益，调减低效产量似乎成为必然选择；一方面，产量是效益的载体，产量增加，油企才有做强做大的基础。是增产还是减产？成本、效益、产量三者又如何实现高难度平衡？
多方因素决定，未来无论增产与减产，我们的空间都不大。增产和减产，不仅仅是主观意愿问题，更是潜力和空间问题。如何把握增产减产平衡，抓住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机遇，是事关石油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减不减？怎么减？调减的理性与减产的惯性如何平衡？
国内产量首次大幅调减背后，有注重效益、主动限产的因素。面对低油价成为长期趋势的新常态，三大石油公司开始以销定产，纷纷缩减开发投资、调减产量。2016年，三大石油公司上游勘探开发计划投资削减幅度10%左右，实则或超过20%。
胜利油田关停低效无效区块油田的消息率先被媒体爆出。中国石油设置了内部投资收益率的硬杠杠，很多油田因此主动放弃了一些产能建设和产量。比如辽河、新疆油田分别压减无效产量50万吨和70万吨。
但是透过主观因素，我们也看到，我国油田整体进入中高含水阶段，要克服巨大的资源劣质化、产量自然递减等诸多压力，减产压力前所未有。目前，我国已开发油田总体将进入特高含水开采阶段。大庆油田综合含水率高达94%，辽河、塔里木等油田可采储量采出程度超过80%，整体稳产难度大。
国内原油产量增长的疲态从近些年原油产量变化中就能看出一二。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张抗认为，我国石油已进入壮年后期，新增油气储量品质下降使剩余可采储量出现降势，产能建设和开发成本增高，即使没有国际低油价的冲击，近年的产量增速也已明显下降，2010年至2015年产量平均年增长率仅为1.11%。
油田开发本身就是逆水行舟、滚石上山。在投资缩减的背景下，如果没有认识、理论、技术、发现的重大突破，国内产量持续下降的态势短期难以改变。
增产，看似时机未到，也有上产阻力大的因素
长远来看，我国国内石油产量如果要实现增产，除了要有油价走高的天时外，还必须跨过成本、资源、技术等诸多门槛。
从成本看，国内原油桶油完全成本偏高。成本结构中，折旧和人工成本等固定成本高达3/4，操作成本仅占1/4。在油企体制机制没有突破的情况下，压减成本的空间极为有限。据测算，即便在预算45美元/每桶下，国内仍存在部分不经济产量，甚至是负效益的情况。这就意味着，上游生产关系和组织方式变革，是国内原油增产的前提之一。
从资源看，我国虽然石油资源丰富，可采资源量301亿吨，资源探明率刚过30%。但不利条件是，储量品质越来越差。在当前油价和技术等条件下，有近6000万吨的不经济产量，80亿吨难动用储量。这也决定增产的潜力与阻力并存。
从技术看，我国油气产业整体上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在陆相和低产油气田的开发、提高老油田采收率方面世界领先。不利条件是，技术没有同步适应勘探开发对象变化，在研发集成化、经济性、颠覆性技术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是增产的重要突破口。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总工程师宋新民认为，没有新建能力的补充和廉价的提高采收率等技术保障，上游油气业务发展就难以为继。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若出现技术和体制机制的重大突破，就能打开国内增产空间。
抓住改革机遇，走出发展困境
未来，国内原油产量增减处于复杂的主客观、内外部因素交织的困境中。如何抓住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机遇，实现石油产业可持续发展，考验着我们的勇气和智慧。
首要是转变理念。低油价重创上游油气生产，但也促使油企加快从规模发展向效益发展转变。业内专家指出，当前上游呈现出以经济评价指导产量调整、生产运行的好势头，应进一步提升总结，破除“产量情结”和“唯产量论”，建立以效益为首要目标的生产计划和考核方式。
石油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要建立在丰厚的家底上。张抗认为，中国60余年的油气生产正是由于不断开拓新区新领域、发现新油气田才得以实现，要保持战略接替开拓的投资不断线，同时把科技创效放在首位，以积极作为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针对当前我国上游勘探开发面临资源品质差、运行成本高等问题，咨询中心专家查全衡建议，应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加快建立储量市场，加快储量流转，及时产生效益，激发油公司增储积极性，也催生一批以找储量、卖储量为主业的勘探公司。
从生产来看，老油田减缓递减、提高采收率；新油田通过提高开发技术水平，优化开发效果；以致密油为代表非常规石油快速崛起，将是2030年我国石油产量保持在合理范围内的3条路线。
何文渊认为，当前上游油气业务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国内石油整体资源品质已经出现数量级的劣化，但我们的生产关系没有实现相应转换，出现生产关系不匹配生产力的情况，应及时调整。具体而言就是推动“三效六化”，即突出效果，建立地质工程一体化、科研生产一体化；突出效率，建立勘探开发一体化、地面地下一体化；突出效益，建立技术经济一体化、项目管理和实施一体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也正是以此为抓手，上下齐动，释放体制机制活力，真正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最大化。
如何真正发挥市场作用，对上游油气发展打开新局面同样至为关键。中国投资协会能源研究中心副理事长曾兴球指出，在油气勘探开发等领域，要加快引入更多市场主体，充分激发改革活力、技术创新活力、挖掘降本增效潜力，加速产业的转型升级。
风物长宜放眼量。石油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呼唤着我们紧紧把握当前机遇，以辩证的长远的眼光，对生产经营施以精准的“改革手术”，这或许是低油价给我们带来的最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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