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中国2016年经济增速将在6.6%，2017年将放缓至6.2%。今年的一系列刺激政策使得IMF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但由于中国当前增速已经十分接近潜在增速，因此过度刺激将适得其反，各界的共识便是——未来的中国经济复苏不是“V”型，可持续的“L”型将取决于供给侧改革的动能。
近日，在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2017中国经济论坛——稳增长、防风险、促改革”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IMF前副总裁朱民等人解析了当前的中国经济态势，并前瞻了2017年中国的增长动能。
长期“L”型取决改革动能
针对未来的中国经济，蔡昉得出两个基本判断——第一，不应该期待一个“V”型的宏观经济复苏;第二，我们追求的可能是一个“L”型的长期经济增长轨迹。他还发现，有短期的和中长期的两种“L”型增长轨迹。
经历了多次“V”型反弹的中国经济，为什么不能再次出现“V”型复苏?“中国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人口红利下降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也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蔡昉称。
简而言之，当中国的实际增速小于潜在增长率，即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运用、出现了产出缺口，那么就可以从需求侧着手，动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甚至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让它达到潜在增长率。然而，当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下降，因此这就意味着现实情况不允许也不需要中国实现如历史上的几次“V”型反弹。
他分析称，依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潜在增长率由技术、劳动力和资本三大要素决定，但这三大因素归根到底都是人口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导致人口红利下降，从而使得潜在增长率下降，这种下降可能是中期无法逆转的。
“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时候达到了峰值，从那之后就是负增长，这是绝对的减少。真正决定我们劳动力的指标叫做经济活动人口，在劳动年龄人口基础上要拿劳动参与率做一个修正，这一指标也将在2017年达到峰值，从明年之后将是负增长。也就是说，劳动力绝对供给的负增长已经确定。”蔡昉表示。
同时蔡昉也表示，另一个重要指标——单位劳动成本在上升。单位劳动成本等于工资除以劳动生产率。“工资上涨，单位劳动成本一定会提高，但是如果劳动生产率能够跟着提高，就不会提高单位劳动成本，也就不会迅速丧失比较优势。而中国劳动力短缺来得非常突然，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在过去几年里已经跟不上劳动成本的提高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主要发达制造业国家相比，中国的相对成本越来越高，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或多或少可以把自己的制造业回迁。但更重要的是，那些还在享受人口红利的国家可能会替代中国，成为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出口国。
此外，就另一个变量——资本而言，根据清华大学一位教授的计算结果，中国投资回报率已经开始较大幅度下降。蔡昉称：“因为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的，企业便不断地用资本替代劳动力，机器人替代活人，但如果人的素质没有相应提高，替代过快就带来资本回报率低，这是经济增长理论中一个永恒的铁率。因而现实中，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就是在不断下降的。”
同时，蔡昉分析称，“中国农村16岁到19岁人口的数量在2014年达到了峰值，2015年以及今后就呈现出负增长。农民工的转移速度一定就会放慢，这一速度在2014年降至1.3%，去年只有0.4%，今年或许更低，或许到0，今后完全有可能变成负的。”
他认为，变成负数并非因为农民工不想进城了，而是因为缺乏新增量。
因此，根据蔡昉测算，过去和未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2010年前约为10%，从“十二五”开始下降到了只有7.6%的平均水平，而实际实现了7.8%。当前“十三五”时期，潜在增长率的平均水平是6.2%。这就是因为人口红利的消失影响到生产函数的所有变量，从而导致潜在增长率的大幅变化。“劳动年龄人口从增长到负增长，表现为突变，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也是瞬间性的。”
潜在增长率下降以后，就应该改变认识。“中国潜在增长率从现在开始的5年只有6.2%，可见几乎没有潜在增长率的缺口，因此不需要回到‘V’型的复苏。”蔡昉表示。
那么现在我们指望什么呢?“我们提出了‘L’型增长，第一个是近中期的，”蔡昉认为，短短几年的“L”型是可以期待的，就是有下限不要突破，上限也无须突破。具体而言，潜在增长率决定下限，突破则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现象；加上改革红利后形成上限，超过该水平的增长速度可能是刺激的结果。“2015年的时候就靠近了上限的水平。”
如何才能实现长期的“L”型轨迹?蔡昉强调，这就取决于改革的动能。
未来，越是改革推进得更好一些，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就稍微慢一些，“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出生的孩子长成劳动力的时候，人口结构会改善。因此会形成一个大写的‘L’型。而唯一的来源就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他称。
蔡昉指出，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教育与培训改革、生育政策调整来有效提高潜在增长率。他的研究测算显示，如果中国经济未来真是按照这种情形走的话，2022年人均GDP可以达到12600美元，是目前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最后蔡昉强调，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L”型轨迹都得靠改革，不能靠刺激。改革的红利是真金白银，而只有改革才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特朗普当选加剧中国不确定性
除了中国本身的结构性改革，分析外部冲击就目前而言显得格外重要，尤其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给全球以及中国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后。
朱民表示，2008年金融危机把全球经济从原有轨道平行地移到了一个低的均衡水平。危机之后全球投资急剧回落，贸易增长速度罕见地低于经济增速，全球资本流动速度放慢。同时，全球通货膨胀水平和实际利率水平持续下滑。他通过一系列数据指出，未来的潜在增长水平也在下降。
他称，眼下，特朗普改变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他支持减税、扩基建等措施提升了通胀预期，市场认为美联储为此会加速加息)，但具体美联储会如何行动，是不确定的。
“如果利率曲线很快地往上走的话，全球的资产都会重新配置。这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朱民表示。
朱民认为，特朗普的部分经济政策是确定的。“在竞选中，他讲到了无数关于经济增长的承诺，其中有三条是他上台后一定会实施的：减税、贸易保护主义和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说要减税，又要扩大财政支出，但钱从哪里来?“所以在特朗普时期，美国的财政赤字可能会加强，预计美国的经常账户也会恶化3.5到4个百分点，可见美国又将回到危机以前的财政经济‘双赤字’模式。届时美元可能会走低，这和中国息息相关。”朱民称。
“当美国需要财政赤字扩大时，其就会面临国会设定的债务上限，如果突破了这个额度，就必须去国会批审更多额度。2011年时，因为美国债务到了上限，但国会不批，引起了全球对美国经济巨大的信心危机，所以2011年、2012年美国经济下滑。”朱民表示，特朗普当政时必定又会面临这一情况。至于追加债务上限能否得以批准，关键时刻就是2017年3月15日，这又是一次政治的较量，也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
“由此美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在上升。美国经济走强影响全世界，但是它能持续吗?没人知道，”朱民表示，如果美国经济上升或下降一个百分点，沙特会受到0.5个百分点的冲击，中国会受到0.35个百分点的冲击，这个冲击是巨大的。
朱民还称，对中国经济和企业来说，因为美国在需求端，中国在供给端，当需求端起来的时候，供给端才刚刚跟上，有一个扩大效应，因为“特朗普现象”很可能无法持续，所以美国很可能会经历一个美元强、增长强，美元跌、增长跌的时期。如果中国的供给端仍然在继续往前走的话，就会处于非常低位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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